老覃昨天寫了《毛主席在1929年夏批評了林彪，林彪卻在“朱毛之爭”中堅定地挺他》一文，文中提到，1929年5月，毛主席在利用粵、桂軍閥之間的混戰(zhàn)之機，在閩西發(fā)起了一系列攻略，相繼占領了龍巖、湖雷、永定等地。

就在紅軍取得節(jié)節(jié)勝利之際，擔任了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的中央特派員劉安恭不安分起來了。

這個劉安恭仗著自己去蘇聯(lián)莫斯科留過學，喝過洋墨水，來到紅四軍后，頤指氣使，以中央代表自居，想取得對紅四軍的絕對領導權。

他在1929年5月30日召開的湖雷會議上，提出了成立正式軍委，從而用軍委代替前委的做法。

原本，早在1928年4月，紅四軍根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軍委，由朱德?lián)瘟塑娢瘯?。但在贛南游擊期間，為了集中管理，一切行動均由以毛主席為書記的前委決定，取消了軍委。

劉安恭初來乍到，為了壓倒毛主席，就抬出了朱德，人為地制造出了一個原本并不存在的“朱毛之爭”。

一開始，毛主席以為這只是黨內問題的簡單討論，沒有很放在心上。

1929年6月1日，他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還非常樂觀地說：“黨內現(xiàn)發(fā)生些毛病，正在改進中?！?/p>

哪曾想到，劉安恭很能煽風點火、蠱惑人心。

他不斷在紅四軍散布輿論，大造聲勢，制造矛盾，說紅四軍中的領導有兩派，一派是以朱德為首的擁護中央派，一派是以某人為中心的反對中央派。

他說的“以某人為中心”的領導，雖然沒有直接點毛主席的名字，但明眼人一看而知其所指。

事實上，紅四軍是從舊式軍隊脫胎而來、黨內成份復雜，在1929年5月間，全軍約有4000人，黨員有1329人，但黨員里面為工人成份的僅有311人，占23.4%；農民、小商人、學生等成份則占70%，其中尤以農民成份為最多。另外，因為轉戰(zhàn)頻繁，黨員的無產階級思想深化不夠，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傾向冒頭，包括單純的軍事觀點，軍閥主義殘余，極端民主化等等。毛主席對于這些現(xiàn)象憂心如焚，天天都不遺余力地進行嚴厲的批評和整頓。這讓一些自由散漫慣的人感到不舒服、不自在，心有怨言，發(fā)牢騷說前委的領導、黨的領導是“書記獨裁”。

現(xiàn)在，劉安恭有意興風作浪，那么，紅四軍里面就悄然刮起了一股歪風。有些人怪話連篇，說什么“支部只管思想教育，不要插手軍事”，“黨所過問的范圍不要太寬”，“打仗的事與前委無關”等等。

6月8日，紅四軍移師到了福建上杭白沙，在白沙召開前委擴大會議。

這個會議一開就是一個多星期。

劉安恭公開在會上說“朱德是擁護中央指示的，毛澤東卻總是自創(chuàng)原則，拒絕中央的命令”。

他還拿毛主席沒有執(zhí)行共產國際和中央發(fā)來“二月來信”的錯誤指示來說事，說毛主席是“目無共產國際和中央”，把問題尖銳化，聲稱“現(xiàn)在不僅有一個劃分前委與軍委職權的問題，還有一個紅4軍是留朱還是留毛的問題”。

劉安恭這么做，明擺著是想把毛主席擠出紅四軍。

毛主席完全沒有料到劉安恭的吃相會這么難看，也完全沒有料到劉安恭會這樣咄咄逼人。

他憤而提出了辭職的書面意見，說：“你所提出的劃分前委與軍委職權的問題，分明是要陷四軍于不生不死的狀態(tài)，我不能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我要離開前委?！?/p>

毛主席的意見讓與會人員錯愕不已，包括林彪。

當天晚上，林彪給毛主席寫了一封長信，強烈挽留毛主席不要離開前委，他在信中說：“你不應離開前委。我希望你以后應該有決心來糾正一切同志的錯誤思想。”

毛主席讀了林彪的信，心潮起伏，夜不能寐。

他回想紅四軍這一年多來出現(xiàn)的種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傾和自己在三灣改編以來所創(chuàng)造和規(guī)定的黨與軍隊建設的原則及政策發(fā)生的矛盾，感到任重道遠，心中有很多話，不吐不快。

于是，他點亮了燈，拿起了筆，伏在案前，奮筆疾書，給林彪寫了一封長達8000言的長信。

他在信中羅列出了14條出現(xiàn)在紅四軍黨內爭論的問題，并逐一做了剖析。

他說：“不明白四軍斗爭的歷史，便不明白現(xiàn)在爭論問題的來源?！?/p>

對于自己提出要離開前委的請求，他說自己“并不是消極，不參加這種斗爭”，而是“與黨內錯誤思想奮斗，兩年以來已經竭盡吾力了”。

對于自己近期的去向，他提出兩個希望：一、到地方做些事；二、到莫斯科去留學兼休息一個時期。

不得不說，這個時候的毛主席，對于黨內的思想斗爭已經感到了心力交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