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許多理由去擔心當前的滯脹狀況將成為全球經濟一個揮之不去的特征，在許多經濟體中催生更高的通脹、更低的增長，甚至可能引發(fā)衰退。

當前許多發(fā)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必須面對的新現(xiàn)實是更嚴重的通脹和經濟增長放緩，而引發(fā)滯脹的一個重要原因，則是一系列壓抑產量且拉高成本的負面總供給沖擊。

這其實是意料之中的事：先是新冠疫情迫使許多部門關停，擾亂了全球供應鏈，導致勞動力供應持續(xù)減少，尤其在美國；隨后俄烏沖突又致使能源、工業(yè)金屬、食品和化肥價格上漲；而中國一些主要經濟中心城市實施嚴厲的封控防疫措施，引發(fā)了更多的供應鏈中斷和運輸瓶頸。

但即便不存在這些重要短期因素，中期前景也依然暗淡。我們有許多理由去擔心當前的滯脹狀況將成為全球經濟一個揮之不去的特征，在許多經濟體中催生更高的通脹、更低的增長，甚至可能引發(fā)衰退。

首先，逆全球化以及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后就出現(xiàn)了回潮，凸顯了一些大量民眾感到“被拋棄”的國家所出現(xiàn)的地緣政治因素和國內政治動向。不斷加劇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疫情留下的供應鏈創(chuàng)傷可能會導致更多制造業(yè)從中國和新興市場向發(fā)達經濟體回流，或者至少是就近轉移到那些政治同盟國集群中。無論是哪種方式，生產都會被錯誤分配到成本較高的地區(qū)和國家。

其次，發(fā)達經濟體和一些主要新興市場（如中國、俄羅斯和韓國）的人口老齡化將繼續(xù)減少勞動力供應，導致工資上漲。同時由于老年人一般都沒有工作靠儲蓄為生，因此這一群體的擴大會在增加通脹壓力的同時降低經濟的增長潛力。

發(fā)達經濟體對移民的持續(xù)政治和經濟抵制同樣會減少勞動力供應并對工資構成上行壓力。過去數(shù)十年的大規(guī)模移民抑制了發(fā)達經濟體的工資增長，但那似乎已經是老黃歷了。

同樣，中美關系也影響著全球經濟的走向，供應鏈的碎片化，以及對技術、數(shù)據(jù)和信息貿易的更嚴格限制，這些都會是未來貿易模式的關鍵特征。

而氣候變化也會是滯脹性的，畢竟干旱會損害農作物，破壞收成并推高食品價格，正如颶風、洪水和海平面上升破壞存量資本并擾亂經濟活動那樣。更糟糕的是，在可再生能源尚不足以補償碳氫化合物供應減少之前，抨擊化石燃料和要求積極去碳化的政治操作導致了對碳基能力的投資不足。在這些因素影響下能源價格將不可避免地急劇上漲。隨著能源價格上漲，“綠色通脹”將沖擊太陽能電池板、電池、電動汽車和其他清潔技術所用的原材料價格。

公共健康可能是另一個因素。我們已經認識到疫情會破壞全球供應鏈并助推保護主義政策，因為各國都急于囤積食品、醫(yī)藥產品和個人防護設備等關鍵物資。

我們必須擔心的還有網絡戰(zhàn)，最近幾起對輸油管道和肉類加工廠的攻擊表明它可以造成生產嚴重中斷，且預計此類事件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發(fā)頻繁和嚴重。那些想要保護自己的企業(yè)和政府需要花費數(shù)千億美元去保護自身網絡安全，而這些增加的成本都將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這些因素將助長那些反對明顯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抵制行動，導致更多財政支出被用于支持工人、失業(yè)者、弱勢少數(shù)族裔和“被拋棄者”。而這種提高勞動收入相對資本收入比值的努力，無論其出發(fā)點有多好，都意味著更多的勞資糾紛和工資-物價的螺旋式上漲。

然后就是俄烏沖突。這是幾十年來我們首次要思考大規(guī)模軍事沖突擾亂全球貿易和生產的風險。此外用于威懾和懲罰國家侵略的制裁本身就是滯脹性的。今天是俄羅斯對抗烏克蘭和西方，明天就可能是伊朗去核，朝鮮進行更多的核邊緣政策等。

最后，將美元武器化的做法（將其作為執(zhí)行制裁的核心工具）也是滯脹性的。這不僅會在貨物、服務、商品和資本的國際貿易中造成嚴重摩擦；還會促使美國的競爭對手將其外匯儲備轉向其他非美元計價的資產。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過程可能會使美元急劇疲軟（從而使美國的進口商品更加昂貴且助長通脹），并導致各區(qū)域貨幣體系的建立，使全球貿易和金融進一步碎片化。

那些樂觀主義者可能會認為我們仍然可以依靠技術革新去逐步消減逆通脹壓力。這或許是對的，但技術因素相對上述多個滯脹因素來說有點勢單力薄。此外技術變革對總生產力增長的影響依然無法在數(shù)據(jù)中充分體現(xiàn)，中西方脫鉤將限制全球范圍內采用更好或更廉價技術，從而推高成本。

人工智能、自動化和機器人技術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有利有弊的。就算它們被改進到足以去創(chuàng)造有積極意義的逆通脹，也可能會擾亂整個職業(yè)和行業(yè)格局，擴大本已巨大的財富和收入差距。這將招來比我們已知更猛烈的抵制——并引發(fā)所有可能產生的滯脹性政策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