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道德至上好還是法治至上好？

先從討論熱度最高的明朝說起，而談論明朝又少不了張居正這個人物。甚至在《明朝這些事》中當年明月直接盛贊張居正“千古唯此一人”！其一手推動的萬歷新政改革，迎來了一段短暫地中興局面，雖然最終以失敗的結(jié)果告終了，可仍使暮氣沉沉的大明王朝出現(xiàn)了一抹輝煌，為明朝做出了巨大貢獻。

然而伴隨張居正的負面評價也足以裝下一籮筐，這樣一位為國為民的首輔大臣，按常理來講應該為世人所稱贊。為何還會招致如此之多的負面評價，原因就在于張居正本人的私德問題。一些人認為他玩弄權(quán)術(shù)、縱欲過度等。但張居正作為一位擔負重任的政治家，評價和衡量的標準應為是否為國為民作出貢獻，不在于作為之外的一些細枝末節(jié)。

若大有作為即使私德低下又有何妨，若碌碌無為縱使私德高尚又有何用。不過世人似乎要求很高，看不得其有瑕疵之處。

在此，我想起了大釗先生的一句話：嚴于律己，寬以待人。

古代士人對道德有著崇高追求，因此在歷史上涌現(xiàn)出了許多出身卑微卻心懷百姓、有濟世安民之志的圣人，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 ，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張載…然而，這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

我們當然向往崇敬孔孟那樣的圣人。

但在中國歷史上像孔孟一樣的圣人卻是少數(shù)，尤其是在亂世中如曇花一現(xiàn)般難得。大多數(shù)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普通人，這就決定了我們很難達到孔孟一般的境界。為什么？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不可能脫離這個世界去生活生存，我們需要與人交流溝通，需要面臨生活的柴米油鹽，需要給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為生活奔波辛勞！面對巨大的現(xiàn)實生活壓力需要妥協(xié)低頭。

因而，在古代對封建禮法道德的畸形追求，扭曲了人的天性，束縛了人的思想。明明是自己內(nèi)心不愿意的為了所謂的德行也要作出心甘情愿的樣子，古代有多少貪官污吏都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處處孔孟之道實際上干著見不得人的事。我在想文天祥誓死不降元朝本應如此，這是忠臣的本分有什么了不得的呢！可為什么值得后世推崇？因為那么多自詡忠臣、標榜圣人的人轉(zhuǎn)瞬之間就為了榮華富貴倒戈相向，這才是大多數(shù)人都會做出的選擇，文天祥怎么不值得推崇！

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是要生活的，要入世的。

追求圣人道德的境界顯然是大不可能的，對于一個吃了上頓沒下頓，連生存都存在困難的人，怎么支撐其對孔孟道德的追求，這是在強人所難。一個全家困苦的讀書人實現(xiàn)階層躍升成為一方官員，好不容易可以賺錢養(yǎng)活家人了。世人的高尚道德要求不得不使其不顧現(xiàn)實壓力，壓抑一個作為正常人的生活需要，去追求圣人道德，最后會使其在無形中慢慢變得表面廉潔實則虛偽狡詐，以仁義道德名義用卑劣手段欺壓百姓為禍一方。

西漢時貪官匡衡,因為拍皇帝馬屁拍得好平步青云，官至宰相后被封侯，劃分自家土地時利用手中權(quán)力，多占用農(nóng)民四萬多畝。可偏偏就是這樣一個人，年幼時為了讀書鑿壁偷光。

所以我認為啊，不違反法律，不違反公序良俗才是最重要的。實不應該以圣人的道德標準去要求每一個人，絕不應該以圣人的道德標準批評每一個人。一個人可以嚴格要求自己，有著崇高道德追求，但僅限于一個人自身，他人不應該且無權(quán)對別人指手畫腳、說三道四，更不能以道德之名義干涉別人自由，指責綁架別人。就拿讓座來說，我們贊揚讓座的行為，而不能指責拒絕讓座的行為。

在《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篇》里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而讓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孔子為什么會說子貢的行為是大錯特錯？子貢是一個圣人，這樣做是高風亮節(jié)，不領取獎勵對子貢來說沒有任何損害，但會使得其他的普通人不好意思獲得獎勵，損害到他們的利益，如此一來就沒有人愿意這樣做了。

回到最初的問題上來，誰好？我的一己偏見是道德至上是最優(yōu)秀的原則，法治至上是最實用的原則。講法治不談道德是耍流氓，講道德不談法治是真流氓。法律是我們必須敬畏遵守的底線紅線，而崇尚道德是我們每個人應該不懈追求提升自己修身齊家的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