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料中有關貨幣的內容并不多見，而且這些史料還存在語焉不詳或是互相抵牾的情況，致使后人在理解相關史實時出現(xiàn)偏差。今不揣淺陋，就個人目力所及者，略舉數(shù)條、并加辨證，以就教于方家。

一、董卓錢的銘文

漢末，天下大亂。董卓曾鑄造過一種劣質錢幣，關于這種錢幣的形制，《三國志》卷六《魏書·董卓傳》記載：“悉椎破銅人、鐘虡，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以此來看，董卓所鑄錢幣屬于一類劣質小錢，不僅體型較小，而且鑄造粗糙，甚至連錢文都沒有。于是，學界曾普遍認為董卓錢是沒有銘文的。

但是，《晉書》卻有不同的記載。《晉書·食貨志》這樣描述董卓所鑄之錢：“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收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雖然《晉書》對于董卓錢形制的記述與《三國志》大體相同，但《晉書》卻明確提出董卓錢是有銘文的，并非“無文章”，只是因為鑄造技術低下，文字不可辨識，故曰“文章不便”。因此，這里的“不便”應是“不辨”之訛誤，意思為錢文不可辨識。

袁宏《后漢紀》中也有相同的記載：初平元年（190）六月，“卓發(fā)洛陽諸陵及大臣冢墓，壞洛陽城中鐘虡，鑄以為錢，皆不成文。更鑄五銖錢，文章城郭不可把持?！痹隇闀x人，距漢末甚近，所敘自然較它書為確?！逗鬂h紀》中明確提及，董卓因鑄錢倉促之故，錢幣“皆不成文”，也就是說錢幣文字因鑄造技術所致不可辨識，但文字是有的。我們依據(jù)考古出土實物資料，認定董卓錢的銘文為“五銖”二字。

董卓此次鑄錢的主要意圖是為了搜刮民眾錢財，由于金屬銅在古代一直是代表著固定價值的稀缺資源，董卓試圖通過鑄造面值與之前相同、但重量卻大幅度下降的劣質錢，以換取民眾手中貯藏的足值錢，如此才能達到快速掠奪財富之目的。況且此前整個東漢時期流通的錢幣均為五銖錢，董卓完全沒有必要重新鑄造一種新的錢幣樣式，這樣只會增加使用者的反感情緒，阻礙市場流通，故認為這種小錢是有文字的，也屬于五銖錢的一種。

二、曹魏政權恢復五銖錢的時間

董卓鑄造的劣質小錢不僅破壞了自西漢以來所形成的五銖錢制，而且引起極端地物價上漲，導致市場交易混亂，錢遂不行。為了改善貨幣交易環(huán)境，曹魏政權曾力圖恢復五銖錢制。關于五銖錢恢復的時間，史籍中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來自《晉書·食貨志》的記載：

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錢數(shù)百萬。至魏武為相，于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已。

眾所周知，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基本統(tǒng)一北方；十三年（208），兵敗赤壁，同年“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為丞相?！奔热皇恰爸廖何錇橄啵谑橇T之，還用五銖”，那么《晉書》認為曹魏政權恢復五銖錢的具體時間應該在建安十三年。

第二種觀點源自《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的記載：二年春三月，初復五銖錢。”這里的“二年”，是為黃初二年，即公元221年?！顿Y治通鑒》卷六九“文帝黃初二年”條補充道：“初復五銖錢。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今復之?！卑凑者@種說法，自初平元年董卓破壞五銖錢制之后，直到魏文帝黃初二年，才恢復了東漢以來的五銖錢制度，這就比“魏武為相，還用五銖”的時間晚了整整十三年。

我認為史書中存在兩種恢復五銖錢時間的記載都是正確的。曹操稱相之時，董卓錢已經(jīng)流通了十七年之久，曹操對這種劣質錢幣所來的破壞性影響十分清楚，于是在“海內既平”之時宣布停止使用這種錢幣，恢復五銖。但是，正如《申鑒》中記載的那樣，曹操擔心恢復錢幣使用之后，其它國家會出現(xiàn)“彼以無用之錢，市我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的情況。因此，盡管曹操宣布恢復使用五銖錢，但實際上國內仍然重視實物交換，這種以布、帛為主的實物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物資。文帝曹丕繼位之后，三國之間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逐漸減少，統(tǒng)治者大都重視恢復經(jīng)濟，此時國內“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已”，由于市場上長時間沒有貨幣參與流通，遂逐步顯現(xiàn)出各種問題，“錢貴谷賤”便是其之一，因此文帝不得不在黃初二年再次重申恢復五銖錢的重要性。

三、成公綏與《錢神論》

西晉人魯褒“傷時之貪鄙”而著賦體文《錢神論》，對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貨幣拜物教現(xiàn)象進行諷刺和批判，是為我國文學史中的名篇。學界普遍認為：在魯褒成文之前，社會中已經(jīng)流傳過一篇同名作品，它的作者是魏晉之際的成公綏，魯褒的《錢神論》正是在成公綏的基礎上進一步增補、發(fā)揮而成。關于這篇文章的來源，學界很少涉及，只是因為它的內容同樣被清人嚴可均收錄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中，從而認可了這篇文章的真實性。經(jīng)查閱有關資料，此文最早見于《太平御覽》卷八三六《資產(chǎn)部》“錢下”條，原文云：

成公綏錢神論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唯錢是求。朱衣素帶，當涂之士，愛我家兄，皆無能己。執(zhí)我之手，說分始終，不講優(yōu)劣，不論能否，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何可暗使，豈虛也哉！

上述相關內容與魯褒所撰《錢神論》高度一致，特別是其中的字句，甚至有完全相同之處，該文后被收錄入《全晉文》卷五九“成公綏”條目之下。查《晉書》卷九二《文苑傳》可知：成公綏生于魏明帝太和五年（231），卒于晉武帝泰始九年（273），是魏晉之際著名的辭賦家，曾被張華薦之為太常，征為博士，后歷任秘書郎、中書郎等職。關于他的生平著作，“詩賦雜筆十余卷行于世”，基本完好地流傳了下來，但唯獨不見這段《錢神論》，而《晉書》以及其它文獻同樣對此只字不提。結合成公綏所處的時代背景，此時全國尚未統(tǒng)一、北方經(jīng)濟未能恢復、商品經(jīng)濟尚不活躍，且與文章內容所描述的時代特色并不吻合，因此我認為這篇文章的真實性值得懷疑。甚至有學者指出：“所謂成作《錢神論》，應為魯褒《錢神論》中的一段，《御覽》的編纂者誤采為成公綏所作。”如果真是如此，也就不像學界以往認為的那樣，成公綏的文章影響并激發(fā)了魯褒的創(chuàng)作靈感。

四、五行大布與永通萬國的兌換比值

西魏恭帝三年（557），宇文覺代西魏稱帝，是為孝閔帝，都長安，國號周，史稱北周。北周初期，使用前朝舊錢。武帝于保定元年（561）七月，鑄布泉錢，一當五，與五銖錢并行。建德三年（574），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與布泉錢并行。靜帝大象元年（579），再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并行。這就是聞名錢幣學界的“北周三泉”。

史籍對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兩種錢幣之間的兌換比值，存在不同的記載。《周書》卷七《宣帝紀》載：“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并行。”《隋書·食貨志》《通典》與《冊府元龜》等書均有相同的論述。但是，《北史》卻云：“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千，與五行大布并行。”《資治通鑒》與《太平御覽》等典籍亦作“千”，而不為“十”。臺灣學者陳彥良認為：“宇文赟是歷史上一個以荒淫暴虐知名的帝王，在位雖不滿兩年，但姱誕鋪張之舉動無法計數(shù)，且已開始大規(guī)模營建宮殿。觀此，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枚五行大布，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我個人以為，應以《周書》等史籍記載為確，是“十”而不是“千”。首先，上述史書以《周書》《隋書》成書最早，二者編成年代為唐貞觀十年（636），而且參加編修者多為當時熟諳經(jīng)史的飽學之士，屬于唐代官修史書的代表作品，兩書記載了大量北周時期的典章制度，內容翔實。李延壽在編寫《北史》的過程中，參考了《周書》《隋書》等史籍，并且對其中一些內容進行刪節(jié)、匯合，很有可能在傳抄、理解過程中產(chǎn)生訛誤，把“十”誤寫為“千”，之后的《資治通鑒》《太平御覽》等典籍并未經(jīng)過嚴謹考證，便沿用了《北史》的記載。

其次，既然永通萬國與五行大布、五銖錢“凡三品并用”（當時布泉錢已廢），那就不應出現(xiàn)1:1000：50000的兌換比值。如果五銖錢價值太低，沒有發(fā)行的必要，相反永通萬國價值太高，幾乎不可能推廣開來。試想一下，這么大面額的錢幣發(fā)行出來，市場上誰能接受使用呢？然而，從目前的出土情況來看，永通萬國錢并不少見，說明永通萬國雖然屬于虛值貨幣，但沒有高得離譜，還是在市場上流通過一段時間的，這也能夠反映出兩者之間的兌換比值不會產(chǎn)生太大差距，也就不可能是“一當千”。

五、“頗盜鑄”與“不盜鑄”

元嘉七年（430），劉宋政權“立錢署，鑄四銖錢”，是為元嘉四銖。由于新發(fā)行的四銖錢在面值上較原本流通的五銖錢稍低，故導致民間普遍出現(xiàn)剪鑿取銅的現(xiàn)象，《宋書》卷六六《何尚之》傳云：“民間頗盜鑄，多剪鑿古錢以取銅?！彼^剪鑿取銅，就是為了適應新錢的重量標準（四銖），使用剪鑿、磋磨等手段，對原先流通的五銖錢進行修整、加工，在不影響繼續(xù)使用的前提下，截取出一部分碎銅，搜集起來以牟小利的行為。

關于此事，《宋書》卷七五《顏竣傳》有著類似的記載：“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蔽覀冏⒁獾剑和瑯邮顷U述四銖錢發(fā)行之后的社會狀況，之前何尚之傳云百姓“頗盜鑄”，而顏竣傳則說百姓“不盜鑄”，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解決此問題，先要了解什么是盜鑄?？偟膩碚f，所謂盜鑄即是在國家禁止的狀態(tài)下，私自鑄造錢幣以牟取利益的行為。盜鑄錢幣的手段是多樣化的，比如政府一旦發(fā)行虛值錢，此時鑄錢會產(chǎn)生高額利潤，民間盜鑄者只需在外形與重量上仿造國家法定貨幣，就可以從中獲利。至于統(tǒng)治者，則需要制定嚴苛的律法，打擊民間鑄錢行為，以保證這種利潤只有朝廷才可以獨享。相反，如果政府發(fā)行的錢幣鑄造精整、重量足值，那么就會出現(xiàn)《顏竣傳》所描述的情形，“用費損，無利”，百姓也就不再參與到鑄錢行為中了。

當然，這并不是說政府發(fā)行足值錢就不會引起盜鑄現(xiàn)象。當新發(fā)行的錢幣面值低于原來流通的古錢時，民間便出現(xiàn)了另外一種獲利手段，即使用剪鑿方式截取古錢中多余的銅料，使之與新錢的面值相平衡。這種方式雖然沒有模仿鑄造，只是使用了修整、磋磨等方式對錢幣進行二次加工，同樣可以視為一種盜鑄行為。東漢時期就曾出現(xiàn)過對錢幣一分為二地剪鑿錢。何尚之在上奏中全然未提及鑄造之事，而是云“命旨兼慮剪鑿日多，以至消盡”，由此可見他把剪鑿取銅看成是盜鑄的一種手段，所以才會出現(xiàn)“民間頗盜鑄，多剪鑿古錢以取銅”之語句。由此觀之，剪鑿取銅主要是針對市場中流通的古錢而展開的，而顏竣傳中的“不盜鑄”則是針對新發(fā)行的四銖錢而言。因此，史籍中的“頗盜鑄”與“不盜鑄”都是當時情形的客觀反映，都是正確的，只不過不同人對盜鑄手段有著不同的理解而已。除了上述兩種情形之外，還可以使用鉛、錫等廉價金屬以代替銅材，鑄造實際價值較低的錢幣，同樣屬于盜鑄行為。

六、“鐵錢兩當一”

梁普通四年（523），梁武帝聽取給事中王子云的建議，于“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這是我國貨幣史上封建政府第一次集中發(fā)行鐵錢，也是首次用鐵錢代替銅錢，以鐵錢作為法定本位貨幣。

梁武帝發(fā)行鐵錢之后，關于鐵錢與銅錢的兌換比值，學界常引用任昉的一首詩作為證據(jù)，原詩曰：“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該詩收錄在《南史》卷二五《到溉傳》之中，學者大都據(jù)此認為：一枚銅錢可以抵兩枚鐵錢使用。

其實這樣的觀點是錯誤的，查《梁書》卷一四《任昉傳》可知，任昉的這首詩作于天監(jiān)二年出任義興太守期間，而且任昉本人于天監(jiān)七年就已經(jīng)去世了，鑄造鐵錢是距此十五年之后的事情，因此該史料不足以作為證據(jù)來使用。但是，任昉在天監(jiān)年間就提及到了鐵錢，說明梁武帝正式發(fā)行之前，蕭梁國內就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鐵錢流通的跡象。

七、陳五銖的發(fā)行時間

太平二年（557），陳霸先代梁稱帝，定都建康，立國號陳。依據(jù)史書記載，陳朝共鑄造過兩次錢幣，第一次發(fā)生在天嘉年間。《陳書》卷三《世祖紀》云：天嘉三年（562），“閏二月甲子，改鑄五銖錢?！标P于此次鑄錢的具體時間，史籍中還存在著另一種觀點，《隋書》卷二四《食貨志》曰：“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薄赌鲜贰费匾u了《陳書》的觀點，認為是天嘉三年鑄造；而《隋書·食貨志》《通典》與《資治通鑒》等史籍均認為是天嘉五年（564）所鑄。

我認為此次鑄錢的時間應以《陳書》記載為確。首先，上述史籍以《陳書》成書最早，編成于貞觀十年（636），《隋書》中的《食貨志》來源于《五代史志》一書，到唐高宗顯慶元年（656）才完成。其次，《陳書·世祖紀》的作者姚察還曾入仕陳朝，歷任秘書監(jiān)、吏部尚書等職，親歷陳朝國政大事，所以才會準確地記錄出鑄錢的具體時間。查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天嘉三年確實存在閏二月甲子日，故應可信。最后，天嘉二年（561）十二月，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榷酤之科，詔立施行”，也為三個月后的貨幣發(fā)行提供了政策保障。

本文原載《張旭華教授七十壽辰紀念文集》，鄭州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注釋從略，請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