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泉書院碑記

作者：【清】王廷贊

【原文】

己卯之春，西師藏事，因得酬夙愿焉。于是，度地于城南門內(nèi)左偏，當甘泉涌出處架泮橋，填坑洼，筑基址，鳩工庀材，建堂廡五十余楹，具載碑陰。又為置田六十頃有奇，留生息銀一千五百兩，城內(nèi)外葦草湖結(jié)品效古地四百一十余畝，取不幫別末田留壓道委血其租息，為師生膏火費?！撼蟠?，地方紳士休余振作之意，亦共捐資置市房七十六間，取其租以助膏火，此又人心鼓舞，咸期完美之一機也。……膏火尚未充裕，今又型練紅反做講企負越好將舍此而去，實有不慊于心者，因述始末，著于石。并細將田房產(chǎn)業(yè)及酌定永遠規(guī)條鐫于田記備率壞同所意碑陰，以俟新尹長才加意擴充，漸臻極備。

——《甘州府志乾隆》卷14，成文出版社，1976。

【注釋】

1、甘泉書院，遺址有三處：（1）南岳衡山甘泉書院（內(nèi)有《心性圖說》碑石）；（2）九華山甘泉書院；（3）甘肅甘泉書院。留下碑記的是位于甘肅省張掖市的甘泉書院。清乾隆二按歡列編誰逐白沉掉驗十四年（1759）甘州知府馮祖悅（清代人。清代《山西省志·人物志負預靜曾程行（上）》有傳志）、張掖知縣王廷贊創(chuàng)建于南門歌接刻抗看孔心引乙緊顯內(nèi)街東，以臨甘泉，故名。東西酒嗎食三作反長90余丈，南北闊8丈5尺。建大門，講堂2間，廂房34間額這英劑及泮池、木橋等。馮自為記。后又建瓦房1座，牌坊2座；院內(nèi)左翼建三臺閣，右翼為爽心亭，游廊9間；南面該案沒左盟批寧傷舉突振興倉3間；臨池栽楊柳400余株。三十二年（1767）又添建五云樓、灌書園、鋤經(jīng)堂，及穿廊園門。三十五年（1770）再建玩書樓6間以藏書；雙葦湖亭5間，廂房5間。知縣王廷贊捐銀1500兩，士紳先后捐銀1000兩，均發(fā)商生息以資膏火。又撥啊散客圍鄉(xiāng)有學田6000畝。另園東及城外官地所栽246列根株楊柳沙棗亦屬書院。有《書院公業(yè)考》，詳載書院產(chǎn)業(yè)收支細目。院長莊學和撰《教孝千字文》作為講義，以教諸生。

補記：式對象樣單介讀看除明武宗正德年間，張掖創(chuàng)建甘泉書院，這是見于史籍的張掖最早的書院。自從雍正朝放寬開辦書院的政策后，張掖的書院教育逐漸發(fā)展起來。清代甘州府城內(nèi)有南華書院、觻（lù）得（漢代縣名，在今甘肅省張掖市西北）書院和甘泉書院；東樂有仰止書院（天山書院）、金山書院；山丹有仙堤書院；撫彝廳有蓼泉書院；高臺有建康書院。其中，甘泉書院規(guī)模最大。清乾隆二年（1737），甘州知府馮祖悅重新開辦甘泉書院，但當時規(guī)模較小。據(jù)《張掖甘泉書院碑記》記載，王廷贊任張掖知縣時，“有創(chuàng)建之思，旋改署武威，去未果”。此后，王廷贊復蒞任于張掖，“因得酬夙愿焉”。于是，“度地于城南門內(nèi)左偏，作政當甘泉涌出處架泮橋，填坑洼，筑基址，鳩工庀材，建堂廡五十余楹”。又在甘泉書院內(nèi)建三臺閣、爽心亭及后院亭榭，“皆節(jié)次增置者也”。重修后的甘泉書院，亭臺樓接府楊河意尼華效閣，小橋流水，綠陰森森，書生朗朗?！敖翊海犹珎}王濟美為之師，肄業(yè)者皆踴躍奮興，爭自濯磨”，從張掖各地來石間評節(jié)的學生，匯集于此。（參見：）

2、碑記全稱是《張掖甘泉書院碑記》。作者是王廷贊，另有《張掖貢院碑記》。王廷贊（1714-1781），字翼公，號用賓，遼寧葫蘆島人。曾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的父親王永祿是讀書人，曾任蓋平縣知縣。王廷贊出身吏員，由于他勤謹有才干，受到上司器重，才被引薦為官。在甘肅任職三十多年間，他由微末之員，遞升為縣、州、道的行政長官，最后終于做到甘肅布政使這樣的封疆大吏。由于他出身低微，比較了解下情，所以大部分時間為官謹慎，能循理守法，盡職盡責。在甘肅為官三十多年，在平反冤獄、振興文教、興修水制、剿匪安民、集軍餉等方面，都留下了政績，但最后因貪污犯罪而被處死。乾隆十二年（1747），王廷贊被引薦為蘭州府經(jīng)歷，這是他官吏生涯的開始。經(jīng)歷是一個職掌出納、文書的小吏，有時也協(xié)助上司審理案件。他奉命處理案件，由于秉公執(zhí)法，許多冤案都得以平反，當時蘭州有“打官司，找王經(jīng)歷決斷”的說法。從乾隆十九年（1754）開始，王廷贊先后代理張掖、武威、鎮(zhèn)原等縣知縣。他在代理張掖知縣任上，突出的政績是振興教育。張掖原來沒有貢院，讀書人赴試多有不便，他在張掖建立貢院。為了給讀書人提供學習場所，他又在廢棄書院基礎上，重新修建了甘泉書院，后來又逐漸增建三臺閣、爽心亭及玩書樓、鋤經(jīng)堂等建筑，使書院規(guī)模更加宏偉。同時又多方豐富藏書，聘請名師講學，一時文教蔚然興起。陜甘總督黃廷桂，非常賞識王廷贊的才干，王廷贊于是被提升為張掖知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準噶爾之役起，黃廷桂令王廷贊隨軍協(xié)理軍需，使他的才干得以進一步施展。這期間，王廷贊母親病逝的消息傳來，他以軍國大事為重，沒有向上司提出奔喪的請求，忍著哀痛，正常處理公務，直到戰(zhàn)事結(jié)束，賬目清算完畢，才回中后所祭母。乾隆二十八年（1763），王廷贊代理平?jīng)龈}茶廳同知，執(zhí)掌地方治安。據(jù)其墓表載，這期間，他曾率人馬，趁夜出擊，將百余名為害鄉(xiāng)里的盜匪一網(wǎng)打盡。乾隆四十年（1775）至四十二年（1777）。王廷贊先后任寧夏知府、甘涼道及寧夏道道臺。黃河沖積成寧夏平原，地形平坦，是主要的農(nóng)業(yè)區(qū)，舊有惠農(nóng)等灌渠，對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曾起過很大作用，但由于年久失修，渠道嚴重淤塞。王廷贊下車伊始，即以發(fā)展生產(chǎn)為首務，奏請朝廷，行宮疏浚河渠。他的建議得到采納，朝廷批準撥發(fā)庫銀，并授命他負責整個工程。王廷贊從授命之日起，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不辭辛勞，事必躬親。從水文地質(zhì)勘測，到排水、清沙、挑淤及運石，處處親自指點。經(jīng)過兩年多的努力，河渠工程于乾隆四十二年4月告竣。竣工之日，他的同僚賦詩表示祝賀，一詩中有“三年治水鬢成絲”的句子，可算是他這一時期宦績的寫照。寧夏平原的瘠土堿地，盡變成肥田沃野，這里自有王廷贊傾灑的許多心血。這年的5月，王廷贊因政績卓著而被提升為甘肅布政使司布政使。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初，鑒于王廷贊在甘肅效力多年，應予褒獎，于是乾隆皇帝誥封其曾祖父、祖父及父為通奉大夫，曾祖母、祖母及母為夫人，此時王廷贊已是66歲高齡的老人。由于看到吏治積弊甚重，又苦于在明爭暗斗的官場繼續(xù)奔命，他萌生了功成身退的想法，他奏請辭官回鄉(xiāng)，由于皇上“優(yōu)旨慰留”，他未能如愿。撒拉族世居甘肅、青海，信奉伊斯蘭教。甘肅循化廳伊斯蘭教徒馬明新，創(chuàng)伊斯蘭教新教派，與舊教派相仇殺，死百余人。陜甘總督勒爾謹支出舊教派，鎮(zhèn)壓新教派，將新教派領袖馬明新逮捕，關入省城監(jiān)獄。于是激起新教派強烈不滿，爆發(fā)了以蘇四十三為首的撒拉族伊斯蘭教新教派起義。起義震動了清王朝，乾隆帝下令調(diào)集大軍追剿。自3月中旬至7月上旬，歷時3個多月，新教派終于失敗。王廷贊由于守蘭州城五晝夜有功，受到乾隆皇帝嘉獎，賜一品頂戴，賞戴花翎，例晉其曾祖父、祖父、父為榮祿大夫，曾祖母、祖母、母為一品夫人，真是光宗耀祖，使王氏滿門生輝。就在乾隆皇帝派兵鎮(zhèn)壓蘇四十三起義的過程中，一樁震動全國，牽涉甘肅全省二百多名官員的冒賑浮銷貪污大案被揭發(fā)了，王廷贊成了這一大案的主犯。甘肅一向有捐監(jiān)舊例。所謂“捐監(jiān)”，就是商人、平民捐出一定數(shù)量的糧食給官府，取得監(jiān)生的身份，取得應試入官的資格。由于甘肅自然條件較差，常有災害發(fā)生，若捐監(jiān)者每人上交糧食幾十石，全省籌集幾百萬石糧食，就可在災年用來救濟災民，省去由中央調(diào)撥救濟糧的麻煩，于國于民，俱為有利。由于容易出現(xiàn)弊病，此項措施曾一度取消。到乾隆三十九年，陜甘總督勒爾謹請求在甘肅重開捐監(jiān)，得到皇上的批準。乾隆帝在這道諭旨中指出，鑒于“甘肅通省倉儲，一時未能足額”，所以規(guī)定一律以糧豆收捐，不得折收銀兩。同時派“能干”的官員王亶望作甘肅布政使，經(jīng)理此事。嚴格要求勒爾謹“實心查辦，剔除諸弊”。 乾隆四十二年5月，王亶望擢任浙江巡撫，由年已63歲的寧夏道臺王廷贊任甘肅布政使。王亶望在任不到三年，就收到監(jiān)糧600多萬石，約有15萬商民納糧而成為監(jiān)生。在糧食短缺的甘肅，三年內(nèi)就有如此多監(jiān)糧入庫，該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但乾隆帝萬萬沒想到，王亶望這位“能事之藩司”所收監(jiān)糧竟全是寫在紙上的數(shù)字，他稟中顆粒皆無。原來，王亶望并未按皇上的要求收糧食，而是折收了銀兩，這些銀兩也未用來購進糧食賑濟災民，而是被各級大小官員用賑濟的名義冒銷，最后落入私囊。王廷贊任布政使后，不但未革除弊端，而且向每個捐監(jiān)的人又加收白銀五兩，最終釀成殺身之禍。蘇四十三聚眾起義，乾隆帝派和坤、阿桂赴甘督辦。4月，和坤上疏奏報軍情，說到進入甘肅即遇雨。阿桂上報應戰(zhàn)情況，也多次提到因雨太多，以致延滯用兵。乾隆帝回想到過去甘肅連年奏報干旱，大起疑心，下令阿桂和代理陜甘總督的李侍堯仔細查訪辦理，據(jù)實上奏。阿桂很快就查明，監(jiān)糧未收糧食，而是折收了銀兩。乾隆帝聞后，一方面諭令閩浙總督陳輝祖查訊王亶望，另一方面命王亶望在甘肅的繼任者王延贊呈報監(jiān)糧私收實情。6月初，王廷贊供稱：到任后，原不許折收銀兩，因無人報捐，只得仍舊如此辦理。又恐各州縣有短價勒實糧石之事，故定一名捐監(jiān)者交糧五十五兩的數(shù)額。甘肅糧價較賤，此數(shù)足敷定額。又因捐生多在省城，將此事改歸蘭州知府辦理。由其收捐，仍將收來之銀發(fā)給各州縣購買糧食，補還倉庫，按季申報，道府加結(jié)于上。王廷贊此供在于表白折收銀兩原為不得已，此舉不但方便了捐監(jiān)的人，而且手續(xù)健全，但乾隆帝一眼就看出此供隱匿了實情。他6月10日下諭駁斥，并下結(jié)論道：“明系官折收于前，又復冒銷于后，兩邊俱得便宜，而百姓仍從中受累。此事情弊甚大，不可不徹底清查”。此后乾隆帝又分別于6月12日、17日兩度下諭，分析案件性質(zhì)為貪污案，而且是集團貪污。表示堅決追究，不會因罰不及眾、牽連太多而罷休。下令阿桂、李侍堯會同刑部，審訊原陜甘勒爾謹和布政使王廷贊，命他倆據(jù)實供吐。他令阿桂專向王廷贊宣諭：其從前“保全省城，功不可沒”。若能將歷年通同舞弊之情，逐一據(jù)實供明，可以加恩寬宥，以其功抵罪。否則，必自取重罪。后來的事實說明，王廷贊未能“據(jù)實供明”，因而也未能得到乾隆帝的最大寬宥。由于乾隆帝態(tài)度堅決，阿桂和李侍堯自不敢怠慢，于是整個案情便很快查清。這一案件共揭發(fā)出侵盜銀兩1千兩以上的甘肅省、府、州、縣官員共102人，確實是“全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有罪”。此案件不僅牽涉人數(shù)多，贓銀數(shù)量大，而且手段惡劣。貪官們不僅吞沒監(jiān)糧，而且大肆盜取國庫帑銀。例如，6百多萬臺的“監(jiān)糧”既已折收銀兩，可他們還借口添設新地，冒領建地費用；“監(jiān)糧”已化為白銀入了私囊，他們還以支付運輸費的名目領取帑銀，僅王廷贊在任兩年便領運輸費28690余兩。對此案要犯，乾隆帝嚴懲不貸。7月30日、8月18日他兩次下諭，做出對要犯的處理決定。命將王亶望立即正法，領勒爾謹自盡，將王廷贊絞監(jiān)候。到10月，陸續(xù)正法者共56名貪官，免死發(fā)遣者46人。乾隆帝在7月30日的諭令中，指出王廷贊的罪責，做出懲處決定。他指出，王廷贊以微末之員擢至藩司，接任之時，對王亶望之違法行為，不據(jù)實參奏，且效尤作弊，又始終匿飾案，不吐實情。但念及守城微功，免于立決，加恩改為絞監(jiān)候，秋后處決。王廷贊原本是個忠于職守、循規(guī)蹈矩的官吏，本應潔身自好，但他終未能擺脫封建官場貪鄙之風，因而也未能逃脫法制之網(wǎng)。王廷贊終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9月12日（家譜作11日）午時被處絞刑，終年67歲。

另有王廷贊（1847-1927），字子襄，號若谷，晚年自號排云道人。泗水縣城關榆園街人。16歲“立志問學”。同治五年（1866）赴兗州初應府試，同治八年（1869）補為廩生。同治十二年（1873），入選拔貢，并名列榜首。光緒二年（1876）中舉人。 以后自1877年入京會試，連續(xù)6場都名落孫山，“仍為下第人”，直到46歲時的第7場會試中，才考取進士。入仕后，先后在四川平武、長寧、南郡等縣任知縣，后升為候補知府，任地方官達15年。光緒三十三年（1907），卸任歸里，次年寄寓濟寧。王廷贊一生多詩作。曾將絕大部分詩作收入《排云詩草》。后又由門人晚輩進一步收集整理， 集成《排云詩集》，于1937年4月石印出版。書前冠以吳佩孚、梁漱溟等人的題詞及其門人后輩所寫的序言，共收入詩作1500余首。

附錄1：

廣西省百色市凌云縣《云峰書院碑記》

嘗思賢哲挺生，固由天地菁華之萃，人才蔚起，尢賴君師樂育之功，□□□□□□，氣習殊爾，必須振興之有術，唯我楊太公祖諱贊緒，仰體□□圣化，俯恤邊儒，本無□之深衷，著作人之雅化，特捐廉俸，創(chuàng)建云峰書院，及乎宋太公祖諱淇源，□□□□公項儲給師生膏火，自是而后，繼任賢候，榮蒞斯土，□□□□□□□，勛等肄業(yè)其中，相聚而言曰：云峰書院為鼓舞人文之區(qū)。

文昌帝君，實司衡人文之柄，盛德□□宇宙，大業(yè)偏洽儒林，吾儕素存景仰之心，□□□□□□□，敬塑帝像，用效趨蹌，二月初三恭逢。

帝誕甚喜，獻□有日，□忭頌祝無疆，更相聯(lián)名，聚成勝會，湊得銀?！酢酢酢酰怨╈爰?，□明德昭格降福，孔皆敬業(yè)樂群，若啟若翼，成人□□□□科甲聯(lián)元，爰顏會名曰連元會，是為記。

儒學教授：謝璉、李嗣勛、陳儀、梁元珣

紳士：林應用、岑鴻業(yè)、曾學高、林連元、岑樹淳、李盛枝、朱上瑛、岑鴻爵岑文濟、林應翰、岑廷元、岑鴻章、岑鴻逵、楊延星、羅國佐、岑文淵李世英、林森華、梁上材、岑文瑛、岑鴻烈、梁成德、劉紹俊、覃超元、李 隆、潘其仁、林森美、李方成、唐世杰、李元章、屈必伸、李登榮劉廷翰、朱景昭、雷再溥、劉朝俊、吳世績、黃元都、蒙 全、黃志道。

乾隆三十九年歲次甲午仲春月立

（注：碑記全文如上，原文無標點，□代表看不清的字。在凌云縣博物館門前的碑廊里，遺存有一塊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古石碑，碑高135厘米、寬64厘米、厚10厘米，碑上的部分文字已模糊不清。碑記的內(nèi)容是：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謝璉、李嗣勛等4位儒學教授，林應用、岑鴻業(yè)、曾學高、林連元等40位紳士，在云峰書院里設立“文昌帝君”的塑像，以供祀祭，并組建“連元會”，祈求教育事業(yè)越來越興盛。）

附錄2：

衡山甘泉書院內(nèi)《心性圖說》碑石文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谷焉，具生意而未發(fā)，未發(fā)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發(fā)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仁義禮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fā)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yǎng)其中也。中立而和發(fā)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者耳。終之敬者，即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曰：“何以小圈？”曰“心無所不貫也?！薄昂我源笕Γ俊痹唬骸靶臒o所不包也。”包與貫，實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夫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nèi)外，心亦無內(nèi)外，極言之耳矣。故謂內(nèi)為本心，而外天地萬物以為心者，小之為心也甚矣。